人工智能有望成為我們這個時代重要、也可能是具顛覆性的技術之一。
它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搜索時的推薦、特斯拉這種汽車的輔助駕駛功能。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會幫助醫生診斷、助力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講，人工智能是一個真正劃時代的進步，被認為是像車輪、蒸汽機、電和現代工廠系統一樣的“通用技術”。
類技術是推動全新產業、重塑現有產業的重要力量，也是整個新的經濟體系崛起的基礎。人工智能將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據估計，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為全球經濟產出增加多達15.7萬億美元。所以，美國政府將人工智能置于影響創新、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清單的重要位置，也就不足為奇。
以前，高技術產業集中在美國的技術和超級明星城市(譯者注：超級明星城市指紐約、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華盛頓、西雅圖等美國大、生產力強的城市地區)。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加強或放大這種地理上的不平衡模式。這是布魯金斯學會都市政策項目(Brookings Metro)一項新研究的主要結論。該研究由馬克·穆羅(Mark Muro)和劉思凡(Sifan Liu)主導，關注人工智能地理(the geography of AI)。他們描繪了人工智能在兩個關鍵方面的影響：(1)大學研究，包括學術出版、專利以及聯邦撥款和合同;(2)商業化因素，如發布的工作職位和勞動力技能。根據這項研究，總的來說，只有10%的美國大都市地區(36個)擁有相當數量的人工智能存在。下面的地圖來自這項研究，確定了人工智能城市和都市區的五個關鍵類別。
一是超級明星中的超級明星。由舊金山和圣何塞都市區組成的舊金山灣區，自成一類，是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這里有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的學術研究，有大量的初創企業，有Alphabet、Salesforce.com、Facebook等公司。舊金山灣區占美國所有人工智能活動的大約四分之一。
二是早期采用都市。13個擁有重要人工智能集群的都市區，被該研究稱為“早期采用者”(Early Adopters)。再加上灣區，這14個都市區占美國全國人工智能資產和能力多達三分之二。這些城市包括東海岸阿西樂都市圈(East Coast Acela mega-region)的主要城市——紐約、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還有幾個加州城市，包括洛杉磯、圣地亞哥、圣巴巴拉和圣克魯茲;以及西雅圖、奧斯汀、羅利和博爾德長久以來的地區。令人驚訝的是，早期采用者還包括新墨西哥州的圣達菲和內布拉斯加州的林肯這兩個較小的社區。前者附近有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Los Alamos Laboratory)，后者有內布拉斯加大學。
三是研究。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還確定了21個擁有堅實研究能力但商業化程度不高的都市區，包括：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的所在地匹茲堡，以及小一些的大學城，如安阿伯、麥迪遜和杜倫-教堂山。杜倫-教堂山與羅利毗鄰，是三角研究園的一部分(Research Triangle)。
潛在的人工智能。這一組由87個都市區組成。該研究將其稱為“潛在的采用”(potential adoption centers)，其人工智能活動較為溫和。總的來說，這些城市產生了美國所有人工智能專利和公司的四分之一，并占所有人工智能工作和工人的三分之一。但按人均計算，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能力還不到13個早期采用城市的一半。它們包括像亞特蘭大、休斯頓和納什維爾這樣快速增長的“陽光地帶”都市(Sunbelt metros)，像芝加哥和底特律這樣擁有大型產業集群的“冰霜地帶”都市(Frostbelt metro areas)，像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所在地州學院這樣的大學城，以及像猶他州普羅沃這樣較小的科技。
不平等的軌跡
美國許多地區都希望，隨著疫情引起的遠程工作的轉變、科技公司更多地轉移到云端而非實體場所，它們在人工智能等新興行業對公司和人才的吸引力將得到提高。越來越多的州和城市正在制定針對人工智能的戰略和舉措。
穆羅提供的數據指出了一個可能有希望的跡象：2020年，幾個都市區人工智能相關工作崗位大幅增加，而灣區略有下降。很可能的情況是，人工智能的技術、工作或初創企業的地理情況可能在幾年內不會有明顯數據的變化。
不過，到目前為止，人工智能的崛起遵循了我們在半導體、軟件、生物技術、互聯網、社交媒體和云計算等技術上看到的尖峰模式，即新技術和產業圍繞少數主導技術的地區成長。
這一點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發現，美國絕大部分都市區(260個)，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人工智能能力。這一事實很令人吃驚。事實上，匹茲堡的經驗證明了創建新技術的難度。卡內基梅隆大學(我在該校任教近20年)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三大人工智能研究之一，與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齊名。該研究將匹茲堡列入創業或商業化有限的研究名單。
可能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來對抗和重塑正在進行的強大趨勢
人工智能與以往的高科技領域不同，它的崛起不僅僅發生在美國，而是發生在全球。它正在倫敦、柏林、特拉維夫、上海、北京、班加羅爾、蒙特利爾和多倫多等一系列全球科技成長起來。事實上，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提到，多倫多的向量學院(Vector Institute)(一個由大學和全球公司組成的聯合體)是各地區在建立其人工智能集群和生態系統方面可以參考的一個例子。我和伊恩·哈撒韋(Ian Hathaway)的研究描繪了全球科技的崛起，而背景是美國在全球風險資本中用于初創企業的份額已經從1990年代的90%或95%以上，下降到今天的一半以下。只有當新冠時代旅行、移民限制繼續下去，以及上許多城市作為本土和全球人才的聚集地變得更有吸引力，那么全球科技的這種崛起在未來才可能會增加。
除了這些地理上的挑戰，人工智能預計會對就業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可能制造業和服務業(如運輸、物流和零售)的大量低技能工作，而且可能和知識工作領域(如醫學、法律和工程)的工作。鑒于這種對就業和現有行業的威脅，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鼓勵所有地區仔細評估人工智能對其經濟和勞動力構成的威脅和帶來的機會。這一點，是重要的。
可能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來對抗和重塑正在進行的強大趨勢。拜登政府提出、國會正在考慮的《2021年創新和競爭法案》，將針對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進行2500億美元的投資，推動美國各地新的“區域技術”(regional technology hubs)的發展。
如果讓人工智能自由生長，它將加強、加劇經濟和地理格局中“贏家通吃”的屬性。 (原文采集自騰訊網，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系我們刪除)
